本節試圖針對儒家與儒學成立的直接原因進行說明，並對於孔子思想的基調、文化事業的貢獻加以梳理，並粗略陳述孔門的分殊情形。有關孔子後學在先秦時期的發展概況，將留待先秦儒學發展一節予以說明。

一、 諸子風氣
《左傳‧昭公十七年》裡記載到一段孔子說的話，老人家說：「天子失官，學在四夷」，反映了春秋時候政治與教育的狀況。其實在西周的時候，教育的師資、圖書的收藏，甚至是語言文字的訂立，都由官方積極的掌控。雖然以現代人的角度看來，似乎獲取知識的過程缺乏自由與開放的氛圍，但在物質條件艱困的當時，官方力量的主導反而起了維繫、保護的效果。然而自春秋時期開始，所謂的「王官之學」逐漸地鬆動，這種逐步瓦解的過程可以從幾個方面加以說明。最為明顯的是學者師資由周天子王畿四散到各國，成為「各國之學」。這種王官失學的狀況越演越烈，進而又從各國之學轉變成「私家之學」。像是西周中央負責掌管史冊典籍的司馬氏，在春秋時期惠王、襄王時因避難而奔晉，隨後便四散到衛、趙、秦等地，便是一例。而書籍的散佚、各地的語言文字無法有效彙整，都反映了王官學的瓦解。而這種情況大致上到了戰國時代，已成為無法遏止的趨勢。歷來學者皆將成因，歸結到周天子政治力量的減弱此一事實。

隨著學人、書籍四散到民間，卻也間接地促成各種知識的解放，而開展出各自獨具特色的型態，學者將這新興的學術樣態稱為諸子學興起，也就是你我熟知的「諸子百家」、「六家」、「九流十家」等說法所描繪的學術情景。除了王官學勢力的變化之外，學人四散民間，以知識謀生，促成了民間的講學風氣。另外，當時國際局勢競爭白熱化，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普遍需求促成了人才深受各國器重，這些都可視為促成諸子學興起的間接成因。除此之外，舉凡交通頻繁、工商發達、農業技術改進促成人力的釋放，這些環境條件也是幫助我們理解當時學術變化的一個面向。

由於儒學思想的載體必定訴諸於儒家人物或群體，而儒家又正是諸子學中的一支，因此儒學的成立正可以在此脈絡下進行理解。傳統說法認為，春秋戰國的諸子學說，皆可回溯至西周時期的各種官學知識，並且一 一對應，《漢書‧藝文志》是這種看法的代表，所謂「儒家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」。在《周禮》的記載中，司徒負責掌管邦國教化，因此這與儒家強調積極淑世，提倡禮樂之教的立場合轍。當然是不是真的可以直接將儒家的學術源頭對應到周代的司徒之官，進而排除其他的可能性，或許有待商榷，例如錢穆先生曾經考察諸子思想互相牽連之處，指出儒家、墨家、道家、法家、陰陽家、兵家、農家彼此之間「多有出入，可以相通」，因此建議應該採取「王官之學衰而諸子興」觀點，以取代傳統「諸子之學一一出於王官」的說法，用較為寬泛的態度來看待王官學與諸子學之間的關係。因此我們可以說，在春秋晚期開始的諸子學興盛浪潮，是促成儒家學派成立的直接原因。來自於西周的官學知識與各家學說的交互影響，醞釀出儒學的豐富內涵！

二、 周文疲弊
進入春秋戰國時期，周王室影響力每下愈況且大不如前，在學術教育層面表現出王官失學的情形；而在道德規範層面則表現出諸侯貴族僭越禮制的行徑，例如孔子曾說：「天下有道，禮樂征伐，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，自諸侯出」（〈季氏〉），這反映了從周公結合了人文自覺之德與祭祀儀式的禮樂文化，自春秋時期開始，雖仍被諸侯貴族實行，但卻只是依樣畫葫蘆的仿效著，徒為形式。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「周文疲弊」。「周文」指的正是西周時期綜合了商、周文化特性的精神價值與典章制度。所謂的「疲弊」説的是春秋時代起，這套周文體系並非不存在，而是無法和參與者取得更為深層的聯繫，缺乏精神與價值層次的認同。周文疲弊所引發的連鎖反應導致了政治與社會的普遍失序。部分學者認為諸子學興起的根本原因，除了前節提到的各項因素之外，更本質的問題是在如何回應周文疲弊這項問題。

如何重新發揮既有禮樂制度整合社會人心的力量，成為孔子思想與文教實踐的根本關懷。孔子在制度的形式當中，導入了「仁」、「義」兩項觀念。簡單來說，「義」就是要求正當，「仁」則是視人如己、大公無私。孔子將禮樂制度賦予了仁、義這兩項價值。由於仁、義都不是由外在力量可以強制而成，而必須來自於自覺的意識和自主的意志，因此禮樂制度得以與個人產生聯繫，而不再只是教條律令般的外在規定，在通過了參與者內在情感與理性的認同而具有意義。到此，周文的傳統在孔子的努力之下獲得更新。

但是，要如何將自己對於周文的創新想法、以及其他改造社會的理念，有效地傳佈進而發揮影響，改變人心？這必須仰賴講學與著述。誠如前節所說，講學是流落民間的士人謀取生活的方式，歷來也多將孔子視為開私人講學之風的先聲。至於講學的內容是什麼呢？〈孔子世家〉提到：「孔子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教，弟子蓋三千焉」，由此可以推測，孔子將經書作為講學的內容。除此之外，有不少的文獻顯示孔子與六經的關係密切。例如：孔子的家庭教育明確地係以《詩》、《禮》為其內容，這一點可以從《論語》裡孔子對於孔鯉的叮嚀看出。另外〈孔子世家〉裡提到孔子曾經編排《書傳》、彙整三代之禮。並且針對三千篇詩作加以編整，而成《詩》三百篇，將《詩》與樂相合。至於孔子與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的關係，過去多數人主張「十翼」（《易傳》）、《春秋》為孔子親手所作，不過比較恰當的理解應該是：《易傳》反映了孔子對於《易》的闡釋與看法，它有可能是來自於孔子講授和門人整理而成；而《春秋經》則可以視為孔子在魯時，依據魯史舊文，重新整理、並且添入了個人意見的產物。不過就此觀之，孔子即便沒有親手著作經書，但卻或多或少加以整理，以切合自身教學、傳佈儒學的需求。也因此讓經書與儒家、儒學有了緊密的聯繫。

春秋時期起，諸子學興盛，儒家也在此發展中萌芽；而儒學的內涵則是在孔子重振周文、編訂經書的諸多努力之下，逐漸定型、茁壯，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的精神文化與價值判斷。

三、 儒門分殊
有關孔子身後孔門弟子的發展，將在先秦儒學發展一節予以說明。此處只針對儒門教育內容及造成的後續影響稍加解釋。一般來說，我們對於孔子教育科目的理解可以參考《論語‧先進》當中的記載，所謂的「四科十哲」之說，也就是分為「德行」、「言語」、「政事」與「文學」四科。代表德行科的是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與仲弓；言語是以宰我、子貢為代表；政事科是冉有與季路；文學科則是子游與子夏。可能會有人誤以為孔子教學僅此四項，但是回對《論語》原文，可以知道四科十哲的說法並不是用來稱孔門的所有弟子，據宋代程顥的解釋可以知道，此處所記人物僅限於跟隨夫子受困於陳蔡者，並非夫子所有的學生。根據今人吳曉昀《繼承與開創──論孔子弟子儒學發展的趨向與影響》書中統計，在《論語》、《史記‧仲尼弟子列傳》與《孔子家語‧七十二弟子解》所提到的孔門弟子至少就有九十九位。

論及孔子的教學內容，除了上節提到的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經典義理之外，《論語》裡另外還有提到「孔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」、「絕四：毋臆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」等說法，都可以看出孔子教學的開放與靈活。左玉河考證〈先進〉篇「四科」分類法的後續發展，發現此學科分類對於晚清曾國藩造成影響，曾國藩曾經將當時盛行的「義理」、「詞章」、「考據」與「經濟」這儒學四門，回溯對應於孔門四科，他認為：「為學之術有四：曰義理，曰考據，曰辭章，曰經濟。義理者，在孔門為德行之科，今世目為宋學者也。考據者，在孔門為文學之科，今世目為漢學者也。辭章者，在孔門為言語之科，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。經濟者，在孔門為政事之科，前代典禮、政書，及當世掌故皆是也。」（〈勸學篇示直隸士子〉）這或許可以視為後世對於孔門教育的繼承和轉化！

撰稿人：劉柏宏